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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百人講述建業HUNDREDS OF PEOPLE TALK ABOUT JIANYE

           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,三年自然災害,“大躍進”后遺癥——天災人禍,餓死者眾,是新中國成立后最困難的時期。那時候我讀小學,是個好學生。1966年“文革”開始時,我11歲,讀小學五年級,就被卷入了紅色的浪潮中,革命之火在胸中燒得火熱,12月中隨“紅小兵”組成的“驅虎豹戰斗隊”乘火車到了北京,渴望于12月26日毛主席73歲誕辰時,看上他老人家一眼。其實,到北京時,已值“大串聯”的尾聲,老人家讓“打回老家去,就地鬧革命”,他也不可能再登上天安門城樓,鼓動學生們進京膜拜。之后,全國各大中城市都相繼爆發了革命派別之間的武斗,工廠停工,政府關門,學校停課,學生們有近三年時間無學可上。那時,我住在縣政府家屬院,因小學時毛筆字比同齡人寫得好,便經常被革命干部們拉上幫忙抄寫大字報,于是,也就有了免費練習書法的機會。大字報的內容中,有批叛徒內奸的,有批“孔老二”孔子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的。1969年,學校復課,我直接上了初中,教材內容多以階級斗爭、憶苦思甜題材為主。至高中一年級時(那時的初、高中皆改為兩年制),趕上了“智育第一”回潮,學校里學習的氛圍漸濃,我有幸得到了一本《朱子治家格言》(手抄本),記得第一句便是“黎明即起,灑掃庭除,要內外整潔;既昏便息,關鎖門戶,必親自檢點”,以及“施惠莫念,受恩莫忘”、“勿營華屋,勿謀良田”等,雖不能完全理解,卻也深深地印在了心里。

            由上可見,我們這一代人的基礎文化功底是很淺的,小學讀了五年,中學也只讀了四年。所受的儒家文化的影響,也是在批判和非正常情勢下獲取的。所以,我經常說自己沒文化,絕無過謙之意。

            1976年,以粉碎“四人幫”為標志,長達十年的“文革”結束了。那年10月,我作為最后一屆工農兵大學生(“文革”期間共招收了五屆)被推薦進入鄭州大學外文系英語專業學習。雖然也還是延續了學工、學農、學軍的傳統課程,但在剩余的時間里,同學們讀書的自覺性日漸高漲。學制雖然僅為三年,卻還是學了不少的東西。特別是我們這一屆的老師們,多是因“文革”而被下放到河南勞動的國家部委的老翻譯們,水平很高。我們有農村插隊勞動的經歷,師徒相處以友,彼此授受以誠,畢業時,基本達到聽、說、讀、寫、譯較為自如的水平。在一年后全國外貿系統業務員外語測試時,我在河南考了個第一,算是老師們水平確實很高的例證。

            1982年7月,我受河南省外經貿廳的委派到香港工作,之后近十年的時間里,我不但利用香港工作的身份之便多次陪同省領導(含兩任省委書記)或親自率團出訪50多個國家,開闊了視野,最大的收獲,是在香港這個東西方文化與傳統和現代文化交匯的地方,開始認真對比多元文化的差異和趨同。1989年,當《菜根譚》在日本暢銷后復而引起國內讀書者的關注時,我有幸在第一時間得到了此書,也開始從中窺見中華國學文化精粹零星的流露。“史中尋道”的意識也是在那時形成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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